在21世纪成名的作家群中，徐皓峰算是一座孤山。因为前几年电影的走红让他走入了大众研究的视野，由此带动了一阵“徐皓峰热”。

从武者到作家、从编剧到导演，他的传奇经历和跨界特质，越来越受到当下文艺评论界的重视。

徐皓峰出生于70年代的北京，身份因非科班文学专业出身，以至于他的写作更无法归类于现代主义或都市主义中的任何一个派别，而导演、编剧、武术家和道学家等多重身份，更给了他之于文学更多的可能性。

综合近十年来关于徐皓峰的研究来看，我们会发现其带有明显的单一性。

不论是以导演范畴去研究徐皓峰的影像风格，或者以作家身份去研究他的文本，皆无法能打破身份的壁垒以及文艺形式的互通。

到底徐皓峰各个身份之间存在着哪些关联，为什么徐皓峰会成为今天的徐皓峰，我们更需进一步去探究其成因和根源？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徐皓峰研究受困于作者自我构建的话语体系之内，导致了研究者无法突破给出原有的限定，导致了缺乏理论依据的主观解读十分多见，碎片化感想和随笔的文章淹没了学术研究文章的数量。

另一方面研究者对于武侠话语体系的陌生感，对于武侠文化源流认知的浅显，更造成了对徐皓峰过度沉溺于载体本身，反而造成了与本质相背离过度解读的出现。

就总体范畴来看，成果多专注于文学、武术以及电影的某一个具体产出的样态，而关于徐皓峰的跨学科探讨和系统性溯源，始终处在一个缓慢前进的状态。

毕竟关于徐皓峰的研究，需要进入日常生活、进入创作者本人，且与徐皓峰本人的兴趣、爱好、情绪和认知模块有极大的关联。思维本身就是流动的，这更加大了对于徐皓峰本人的研究难度。

就参考文献来看，我们可以集中于徐皓峰创作的小说、影评、非虚构文学以及电影来分析，甚至可以和历年与徐皓峰的采访相结合，再配上徐皓峰研究的针对性论文，可进一步保证研究的充分性和可靠性。

对于一个跨多种门类、并皆很好完成了创作实践的行家而言，关于徐皓峰的跨门类研究必要且具备新鲜感。如果从外部环境来考量，徐皓峰的个人化特征更为突出。

在电影界，他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化影像叙事；在文学界，他以武侠故事探究人的现代性内核；而在非虚构写作中，他本身的传奇经历更为民间武术研究打开了新缺口。

他本人之于民间武术、电影、文学以及东方神秘学的整合，与都市群体的同质化、虚拟化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撕扯的反叛的力量，且构成了他艺术阐释的重要特征。

一、文学比对的困境

“武侠”二字本身是带有文化属性的，在我们探究武侠文化的根源时，不可避免给武侠赋予实体形态，比如金庸小说、港台电影以及仙侠电视剧和游戏等，附着物的巨大影响力一度压过了武侠本身的文化属性。

这一情况产生的原因除了一代人共同的情怀记忆之外，还在于武侠本身的非实体化和精神化特质。

如此困惑也体现于徐皓峰武侠特色的研究之中，即便徐皓峰本人的话语体系带有极大的原发性，但是许多研究者不免把其放入武侠文学的历史谱系中进行归类和总结，甚至和金庸进行相互比对。

武侠与江湖二字向来紧密相连。兴盛于 90 年代的“港台新武侠”秉承着金庸、古龙原著中的精气神，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的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

然而，2015 年的一部不讲江湖的硬派武侠片《师父》，将导演徐皓峰带入大众视野。

这位凭借《道士下山》《一代宗师》编剧身份被圈内人熟知的导演，很快又因其 2016 年重新上映的《箭士柳白猿》和2012 年的《倭寇的踪迹》引人瞩目，并被冠以“大陆新武侠”领军人物的头衔。

徐氏武侠不讲江湖而讲武行、述民国，不吊威亚而拍写实、亦写意，不求鲜肉而重人物、有趣味，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意境苍凉、自成一体的武侠世界。

在比对的背后，我们却发现了其巨大的不协调及时间差异性。

首先，金庸武侠诞生于西方工业主导的现代化都市香港，金庸的武侠世界叙述除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驱动之外，现代写作方式的影响更让作品呈现出想象力、传统文化和现代人格三者相互交融的中西并存特质。

以浪漫主义写作风格驱动的金庸不同的是，徐皓峰的武侠话语根植于民间武林、根植于以河北稳根基的华北武术体系，自身和武林之间的血缘关系，加重了武侠话语的真实感和现实主义特征。

驱动力的不同更导致了二者叙事风格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感。

我们在研究具体对象时（不仅限徐皓峰一人）更不自觉限于以金庸为切入口的武侠脉络探究思维中，反而消解了徐皓峰研究的现实土壤。

其次，诸多学者以金庸武侠体系对徐皓峰的武侠话语直接切入，除了文学史固定思维模式的影响之外，还在于时间差感知的钝化。

我们对金庸和徐皓峰二人的比较无外乎从影响力为切入点，然而二者之间时空差异的巨大化让对徐皓峰的研究失去了纵向维度的客观性。

从金庸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至今已过67年，而最后一部《鹿鼎记》的完结离当下也远去了49年，只不过影视剧的改编压缩了我们对金庸武侠源头的时间感知。

相比较而言，徐皓峰的文学作品皆成长于21世纪，此时金庸已经封笔数十年。创作时空的巨大差异性，某种程度上违背了研究的连贯性逻辑，最终导致了研究者话语的“强行灌输”和“主观联结”。

风格的差异性、时间的隔代性以及地缘环境的巨大错落性，除了武侠文化这一诉求之外，都无法让二者形成一个可供对话的场域。

二、影像研究的困境

近几年，电影学者构成了徐皓峰研究体系大框架内的重要力量，徐皓峰的新式影像样态给予观众们强力的新鲜感之余，更给当代电影赋予全新的表达模式；从电影技法特征去深入徐皓峰影像内部，构成了当下研究者重要的方法论路径。

这一现象的产生得益于2015年末上映的电影《师父》，徐皓峰进入大众视野之后，受主流的关注度也获得了新的提升。

当然，借助《师父》生发出对于前作《倭寇的踪迹》和《箭士柳白猿》风格的探究等后续动作，皆开展于《师父》与新武侠电影风潮方兴未艾时。我们可把对以上三部作品的探讨，归纳到徐皓峰电影的整体风格研究之中。

纵观导演徐皓峰的三部影片，其绘画风格与影像的结合，还原真实武行的导演意识，将武侠片深化出新的类型，在当今追求视觉奇观化的武侠片市场中尤为独特。

其作品中传达的武行还原意识与文化意蕴的回归，建构起了独属于自己的武侠之所指与含义，为中国当下武侠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类型。

但是问题又出现了，我们以单一导演身份去“揣摩”徐皓峰的影像技巧时，是否也会陷入一种对他本人身份解读的困惑呢？

在剧组和片场徐皓峰以导演身份执行着天然的职能；然而跳出剧组，以电影成品去观察徐皓峰的风格，便能发现其电影带有浓郁的作者性和异质的文学性。

然而我们以文学样态来解读徐皓峰电影时，便一定会顺畅无阻吗？答案或许是否定的。

因为我们除了要面临跨文化交流的困境之外，更需要为隐藏的文学性增设电影的原动力，而电影恰恰构成了我们去挖掘影像内部文学性的一层隔膜。

问题并不止于此。即便我们克服以上阻力、以“导演”来定义徐皓峰和关联其影像作品的文学性之时，是否也不自觉忽略了他知识构成的复杂性、多元身份的重合度。

甚至因为单一去解读电影特征，而忽略了他身份的复杂而派生出影像风格的多元性呢？

徐皓峰传达了不同层面的价值观。据电影研究者认为，“影片中就将对科技的恐惧置换为对文化消亡的恐惧，以礼乐秩序的重建来 建构起武侠片的内在价值尺度”。

但是导演的野心还不仅仅是解决武打电影本身的问题，而是一种对于文化现状的思考与解决的野心，背后是对人的省察和批判

可见，对徐皓峰的研究除了要着重当下现有素材之外，还要寻求谱系化和源头化寻根。由此便进入到了下一个问题，若对徐皓峰的武侠话语进行追根溯源，应该从哪个角度入手呢？

三、文本风格的溯源

通过以上拆解，无论是文学创作和影视创作，徐皓峰皆离不开“武侠”这一形式做底色。但我们在解读“武侠”二字时，过于具象化的认知，反而阻碍了我们对风格本真的把握。

“武侠”，并非一个笼统的词汇，蕴藏的多重文化样态以及通融的文化根基，展现了海纳百川的姿态，时空的演化赋予了武侠文化几近飘忽的精神共通。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大背景，且当下民众赋予了超越现实的精神崇拜，而精神的延续性和内化性，与民众潜藏的正义诉求和忠勇情感实现了一种维度的嵌和。

中国侠文化是具备强柔韧度的，在此前学者的文化论述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与东方传统文化的融合性、侠义精神的国民性以及尼采化“超人”特性的展现，让“武侠”具备了与诸多东方文学和影像结合的天然属性。

在外化表达上，侠文化则展现出浓郁的个人取舍性向。无论是还珠楼主的“天外飞仙”还是金庸的“写实浪漫主义”，个人化风格和侠义精神的拼接，延展了表达的空间和延伸了被解读的可能性。

表达技法（非写作风格）的趋同性在徐皓峰的文学和影像中完成了全新实现的可能。

在刘大先的《传统位移、趣味主义与文化救赎 ——从王小波到徐皓峰的武侠想象》中说到：武侠不过是个虚幻的愿望，是民众创造出来抒发不平，造成的一种正义幻象。

但武侠只有被压抑和剥削的底层人才会相信，而对于权贵则毫无约束力，诗学武侠营造出来的浪漫到礼教转型时代的现实社会中就会露出尴尬的面孔。

个人化表达传导于徐皓峰手上之时，更演变为一种根植于乡土的民间叙事。在民间叙事的基础上，更生发于独属于武术界的“规矩”、“原则”和“精神样态”。

如果依照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一书中的观点来对其样态进行分类的话，我们可以把徐皓峰的文学归结于启蒙历史主义叙事的新变种。

一是历史的“终极真实性”变得模糊和不可靠，二是历史的客体突然变得“大”起来，关于“祖先”的叙事变成了一种英雄“传奇”和“神话”，历史由此变成了一个“衰微”的过程。

同样，早期的非虚构文学《逝去的武林》构成了徐皓峰内容表达的重要依托，“逝去的武林”既来自于真实的民国武林生态，又来自于前辈之于武林往事的口述和记忆。

当然在此基础上，徐皓峰对“逝去武林”这一大框架进行整合和梳理之后，让现实主义和启蒙历史主义完成了时空同置的形态融合。

徐皓峰文学的诞生与其民间武术的滋养无不关联，如果把徐皓峰本身看成一个根植于民间、混迹于市井的身体的苦修者，那么现实主义表达自然成为了他天然的取材资源。

如果说徐皓峰的写作是对极致浪漫主义武侠风格的一次反叛，那么其背后更遵循了韩云波教授阐述的武侠文学史反类型特征的脉络。

武侠小说的反类型是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发展的一条主线，优秀作品的产生无一不需要作家考虑如何超越已有的规则。

韩云波认为，“从平江不肖生、白羽到古龙、金庸的百年‘反武侠’历程 , 作为对武侠小说人文内涵的持续追问与反思，构成了武侠小说发展重要的内在动力”。类型与反类型是相对应而存在的。

由此可见，我们大可抛弃金庸这一非逻辑性的切入口，以徐皓峰的创作轨迹来对此文本风格进行分析。

第一步，民间武术的臆想作用于文字表达构成了其著名的非虚构作品《逝去的武林》。

第二步，非虚构文学更借助现实主义土壤下的想象力，派生出《武士会》、《国术馆》、《道士下山》等小说样态。

第三步，小说中的武侠世界完成了其电影叙事的文本构建，文学向电影的转换便呈现出电影性和文学性相互交融的风格，《倭寇的踪迹》、《箭士柳白猿》、《师父》由此产生。

可见，经过以上三步的推导，我们以现实主义来进入徐皓峰的表达内部，显得更加合乎他的创作逻辑，但是关于民国武侠的文学根源真的无迹可循吗？

在徐皓峰创作根植于现实主义基础之上，更发现了其创作的端倪，在他的访谈中他多次提到了宫白羽《十二金钱镖》。

《十二金钱镖》创作于1938年，首次发表于天津的《庸报》，这部长篇小说成为了武侠世界与现实主义接轨的一部力作。《十二金钱镖》的核心立意便是江湖道统的破坏和重构，这与徐皓峰的艺术诉求一脉相承。

只不过在文学实现的精神内涵上，徐皓峰倾注了更多的现代性和宽泛性，把江湖规矩演化为现代社会原则的替代品，进一步提升了内在的艺术价值。

以现实主义瓦解浪漫主义这份使命上，徐皓峰比民国前辈走得更远，然而在关乎哲学之“道”的解读上，徐皓峰进一步对其泛化，更跳脱出原有的现实主义根基，以武侠消解武侠，最终完成了风格上的大转变。

在《白色游泳衣》中，历史启蒙主义进一步发挥效能，让“武侠”这一情怀根基被稀释殆尽。

参考资料

1.姜秀宇：《不在大陆的新武侠》，《试听》2016年第10期

2.金庸：《鹿鼎记》，知识·生活·新知三联出版社1994年第1版

3. 金庸：《书剑恩仇录》，知识·生活·新知三联出版社1994年第1版

4.韩晓瑄：《论徐浩峰导演武侠片的风格与意识》，《戏剧之家》2020第3期

5.苏妮娜：《徐皓峰电影的文化自觉》，《文艺评论》2017第11期

6.刘大先：《传统位移、趣味主义与文化救赎——从王小波到徐皓峰的武侠想象》，《小 说评论》2018第7期

7.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版

8.韩云波：《“反武侠”与百年武侠小说的文学史思考》，《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 1 期

9.徐皓峰：《逝去的武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版

10.宫白羽：《十二金钱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版